如今人们生活好了，上班的能温饱，下岗的困难户有“低保”，基本生活有保障。看到这些，常想起上世纪60年代我在红旗木制厂的一件事。那时，工资都很低，有些负担重的职工难以维持生活，盼望得到救济。
　　魏师傅有慢性病，妻子无工作，四个孩子，一家六口人靠他每月47.5元工资过日子。因他常歇病假，很少能拿到全额工资，确实是困难户。魏师傅申请救济，经班组提名，车间讨论，工段评议，报到厂部。科长让我把他家副食本上记载的购买情况抄录下来，作为审批救济的一项依据。

　　来到魏师傅家，他正在家养病。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子，通铺占了三分之二，被子上有补丁，地上放一张桌子一条板凳。靠墙立着自行车，因外胎磨损严重，裂了口子，车轮缠了许多绳子。他上班有40多分钟路程，骑着颠簸的车子也真够受的。

　　我说明来意，他妻子拿出副食本。我把各种副食的供应数量、购买数量及日期抄在纸上。我说：“您家的副食都买齐了?”他妻子说：“糖让邻居张奶奶买走了，她的孙女没奶吃，供应两袋奶粉不够吃半个月，喂面糊米汤得放糖，她家糖不够吃，把我家的买走了。鸡蛋一多半让苗婶买走了，她公公病重不能吃饭，每天冲三个鸡蛋……”

　　我把抄录副食本的纸页交给科长，并把魏师傅家的困境和副食让邻居买走的情况做了说明。我说：“魏师傅太困难了，他有病，孩子小，供应的这点东西也买不起，应该给他救济。”过了两天公布了救济名单，没有他，我急忙去了解原因。科长说：“供应的副食买齐了，不算最困难的，不能享受救济。”我申辩是邻居买的。他说：“你反映的情况，我们研究了。厂里有规定，以副食本为证。”我想，如果让买走他家副食的邻居出个证明，也许能批准给他救济。是我工作不细，他没能得到救济。

　　我找到魏师傅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的工作没做好……”他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不怪你。我不后悔，我穷，还能帮助别人，挺高兴。邻居对我家帮助很多，比救济金管用。”我听了魏师傅的话很感动，更觉愧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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