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棉六”的标志性建筑，是曾矗立在厂区高约三十多米的灰色大烟囱。曾经，烟囱每天冒出灰白色的烟，望着袅袅轻烟，脑海里便浮现母亲讲述她当童工的辛酸。
　　我父亲从1940年建厂就在棉六上班，直到1979年退休，他大我母亲11岁。我母亲15岁时进厂，在细纱车间当童工。当时童工也干成年人的活，每天工作12小时，干一天歇一天，没有休息日。细纱车间一人要看几台纺纱机。每台机器都有上百个线头，有断纱马上要接上。工作一刻不能停歇。日本人规定特别多，连上厕所大小便都有规定的时间。我母亲年龄小，个子矮，要翘起脚才够到机器上的断线头。如果断的纱线没及时接上，会影响织布的质量。因此，接断头慢了，就会遭到日本监工的惩罚：或是加班或是减薪，有时要挨打或不让吃饭。

　　因为长期劳累，我母亲积劳成疾，左脚脖子肿大，走不了路。刚一解放她就不能上班了。幸亏解放了，厂里实行公费医疗，免费给工人治疗各种疾病。厂里医生检查发现，她因为长期踮脚站立，致使骨关节发炎。医生说必须做手术，甚至有可能截肢。母亲说那个医生叫方先之，是个有名的外科大夫。手术时，从她脚腕处取出三四块变黑的骨头，保住了这只脚。恢复后她又回厂上班。1953年，我父亲还被厂里保送到职工大学脱产学习。

　　父母苦难的经历，使他们真心感谢共产党的恩情。我在少儿时代就接受了这两条教育：一、共产党好，跟共产党走;二、好好学习，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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