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城堡街道的南头有一座四合院——那就是我的家。记忆里的四合院是安详的、恬静的，那安详、恬静挂在房檐晶莹透亮的冰柱上，融合在轻飘如烟的春雨里，糅进了房梁上小燕子毛茸茸的眼睛里。
　　1964年，家里被第二次割了韭菜(分浮财)。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和叔父一家七口人分别只留下了三间“厦房”。这样，原来的四合院就像被砍去了脑袋，砍去了双脚双腿，而只剩下了一个身躯。安详、恬静被击碎了。我第一次感到了居住的艰难，那年，我11岁。

　　结婚后，挨到了1982年，我收到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斗麦子。丰收的喜悦还没有在心里久驻，便被居住的困惑掠走了。十多石小麦没有地方存放。以前的饥饿迫使我不愿意多卖一粒粮食，一想起要饭吃的日子，这些小麦使我既兴奋又憎恶——兴奋的是，再也不会饿肚子了;憎恶的是，它们给我增加了居住的难题。从那年夏天起，我有了强烈的欲望——要改变居住环境，盖几间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　　到了1992年，我在陕西省作家协会打工已是第六个年头。我对能否进入“体制”已经失望了，决计回到故乡继续做农民。第一个念头就是改善居住环境。第二年，我毅然决然地扒掉了四间“土厦房”，在院子里盖了六间大瓦房，而且用瓷砖砌了“面目”。1994年，我们一家搬进了新居。那年初冬，我在新房里一口气写了七部短篇小说。这次，我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可不知为何，心中却泛不起“诗意”。

　　在新房里还没住满两年，我的人生有了一次转折，我进了“体制”，在《延河》杂志当了编辑。妻子和儿子也“农转非”，人走，房空。一家人把宽敞的房子留在了故乡，把根留在了故乡，像树叶一样飘进了省城，开始了没有自己房子的生活。

　　在省作协，我们一家住在杂志社的办公室里。办公室是上世纪30年代军阀高桂滋盖的公馆，古朴的房子里散发着浓烈的年代久远的陈腐气息。有一天晚上，一声很大的响声把我和妻从梦中惊醒了，拉开电灯开关一看，顶棚上抹上去的石灰掉下了一大片，电视机也被砸坏了。也许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，然而，不是我们的感觉迟钝，而是失去了这间办公室，我们将无处居住。顶棚重新修了一下，我们继续住着。

　　也算幸运，只住了几个月，省作协在家属楼上分给我们一套3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。我们搬进了楼房。

　　我所说的幸运不只是我们有了自己逼仄的空间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而是我们逃过了一劫。住进两居室只有一个礼拜，那天早晨，我起床站在阳台上一看，我们住过的旧办公室不见了。我和妻觉得蹊跷，走进作协后院一看，房子的屋顶全塌下来了。站在一堆废墟前，我十分后怕——假如，我们迟搬出一个礼拜，这几万斤的屋顶早把我们压成肉饼了。原来，这老房子被白蚁把木梁吃空了，天一落雨，屋顶负担加重，房子自然坍塌了。潜在的生命危机就在居住之中，我能不后怕吗?

　　随着我渐入老境，对诗意的栖居反而越来越渴望了——它不是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镶金裹银的富丽堂皇，而是像我的故乡一样，房子后面是一脉青山，院门前，有一渠清澈的流水，流水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庄稼，抬眼望去，天高云淡。鸡鸣狗叫是安详的，树木青草是怡静的，人心也随之融入这图画般的静谧之中，融入到了大自然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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