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1965年上的山西大学历史系，入学不久就知道，班上有两个出身不好的同学，一个是我，富农;一个是乔象鋐，地主。

　　我们入学的时候，系主任是许预甲。一次闲谈，许先生说你是临晋镇韩家场村的吧，又说自己是许家庄的(离韩家场二里地)。然后问我，韩家场有个叫韩儒兴的，是你的什么人?我说不知道，只知道“儒”字辈的该是我爷爷那一辈的。寒假回去问爷爷，爷爷说此人是他的亲哥哥，跟许家庄的许预甲是镇上小学的同学，每逢考试，不是这个第一，就是那个第一。他这个哥哥，十八九岁得伤寒去世了。许预甲后来上了北大，是一个很用功、也很节俭的学生。一块肥皂，要切成几片，用完一片再用一片。

　　“文革”中开会批斗许先生，最大的罪名是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，投奔阎锡山，抗战期间任战史室主任，少将军衔。次一等的罪名好几个，其中一个是，每年招收学生，有专人负责，而最后录取，他都要一一过目定夺，对出身不好的学生，尤其认真，总要挑选所谓的好人家的孩子。这个好人家，在批判者那里，自然是打了引号的。

　　这话让我暗暗吃惊。

　　不光想到了我，也想到了同班同学乔象鋐。

　　以身世而论，他真正是个好人家的孩子。

　　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是章太炎的学生，鲁迅的师兄弟。前年过世，活了100岁。看过姚先生的传记，方知当年奖掖资助姚先生的，正是乔象鋐的父亲乔鹤仙先生。乔老先生当年在山西，可以说是一位文化名人，曾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省文史馆的馆员。子女多有成才者。

　　再后来，看书多了，也就知道，为什么30个学生里，有两个出身不好的。

　　上世纪50年代中期某一年，凡出身不好的，一律不得上大学，结果那一年，够资格的全录取了，还招不够，只好临时抽调在职干部进入大学学习。到了60年代前期，政策相对成熟，经过相当严格的政审程序，可以招收出身不好的学生了，给的比例是百分之五。历史系一个班30个人，按比例是一个半，人没有半个，只能是两个。

　　一年只能招两个出身不好的，怎能不让许先生挑来挑去，费尽心机?

　　弄清了这一点，我心里大为感动。不能不承认，许先生这样做，多少是有点私心的。他的好人家孩子的判断，全来自他个人的经历。

　　有了这层关系，有人或许会说，你和乔象鋐在班上，定然是过从甚密的好朋友吧。请想想，在那个年代，两个出身不好的，怎么会过从甚密，授人以柄呢?但我们确实是好朋友，只是过从不密罢了。

　　毕业分配的时候，最亏的要数象鋐。

　　几十年后，仍得承认，不管局势怎样混乱，主持分配的机构还是公道的。配备的名额，做到各回各地，还有富余。但是到了系里班里，就不一样了。享受特权的是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。出身好的，还可以争一争，事实上也没人敢歧视，出身不好的，只能是垫底了。我家在运城，分到汾西县，还不能说多坏，象鋐家在太原，太原有足够的名额，没他的份。那就回老家吧，他老家在河津，运城地区的名额并不少，轮不到我，也轮不到他，结果是去了有大骨节病的安泽县。一待就是七八年，费尽周折，才调回太原。

　　有次见了面，说起过去的事，象鋐说，他母亲的坟，在太原的万安公墓，有次清明上坟，路过一处坟区，看到许预甲先生的墓，就分出一部分祭品，给坟前洒了酒，点了香，行礼如仪。再后来，每年清明上坟时，就备上两份祭品，先给许先生上了，再给他母亲上。

　　我听了，眼里潮潮的，心里沉沉的。

　　象鋐一直是中学历史老师，退休后又教了十年复习班，前几天通电话说，把这一茬学生送走，就不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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