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亚男在家里排行老二，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，哥哥就是知名作家黄亚洲。“哥哥那时身体不好，我自告奋勇报名北上支边。”黄亚男在她的回忆文集里《好想回去看看你》里也提到：“工宣队说，支边和参军一样光荣，便毅然报名，幻想这一光荣可以换取批斗中的父亲不再游街，可以换取家中唯一男孩留在父母身边。有种木兰从军的感觉，不知这一走是分别还是永别。”

　　“秋收会战”刀疤今犹在

　　1969年4月14日，闸弄口火车站的那一声汽笛声，带走了1000多名杭州知青，其中也包括17岁的黄亚男。三天三夜后，火车把她带到了黑龙江省汤原县香兰农场四分场二连。

　　从此，夏天泥里水里蚊虫咬，冬天冰天雪地“大烟泡”(大风暴)。印象最深的就是“秋收大会战”。“早上3点半，晚上看不见，地头两顿饭”，早上天蒙蒙亮起床出工，中午地头吃饭，经常坐在麦垛上咬着馒头就睡着了，晚上天黑才收工。每天都浑身酸痛，骨头像散架了一样。

　　雪地里割大豆，土冻得像石块，镰刀下去会弹回来。手套一会儿就磨烂了，手指头上缠满胶带。待到收工时胶带也全磨掉了，10个指头血淋淋。第二天再缠胶带继续干。一次干活过猛，她竟不小心割断了左手腕上的动脉，顿时血流如注，最后也只是去医务室包扎缝合了一下。 她笑着说这些，我却注意到她的手腕上、指骨上、小腿上那些明显的刀疤印。

　　乐观地跟天地万物“斗”

　　东北的冬天有7个月长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是常态。当地的妇女都不出门，可女知青却得“像个男人一样奋斗”。每个月的那几天也得在水里泡着，背农药箱，拉除草机。春播时水里还有冰渣，风一吹腿上全裂成一道道血口子。她怕腿冻坏，每天背着65℃的高粱酒，下水前先灌一通，“浑身火辣辣地再跳下去就不觉得冷了。”最累时到收工都挪不开腿了，女孩子甚至私下说，谁帮我干，我就嫁给他。

　　在香兰农场的六年时间里，她从未请过一天病假。“舍不得睡个懒觉”的习惯保持到现在。跟天地斗，跟困难斗，还跟各种陋习斗，跟小流氓斗，在野外孤身一人跟狼对视，这些故事里有太多无法言说的艰辛，然而她始终微笑着。

　　一首诗让她进了大学

　　凭着拼命三郎的干劲，不到5年时间，她已由普通队员升到连队指导员，和连长一起“管”上百号人。1975年，领导找到她，说她和连长只有一人可参加高考。黄亚男说了想上大学的愿望，没料到竟梦想成真。35年后她才知道名额是连长“让”给她的，连长说“应该让她去，一个女同志在农村比我们更难”，她心存感激。

　　“如何对待上山下乡?一个实际问题带着大问号，撞入脑海，触及灵魂。是心虚的逃避?是骄傲的回答?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检查……”考试中她写了这样一首诗，随后的面试考核更让她终身难忘。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招生负责人轮番提问，场面不亚于现在的记者招待会。”她坚持选择了牡丹江师范学院并被录取。

　　毕业后，她留校任教，很快把一个高考政治全部不合格的班级，扭转为全部合格。1981年，她获准回杭，在浙江省第四建筑公司工作(现浙江建工集团)。回忆起那12年，她的诗里依旧乐观“现在我健康的肠胃，经常向当年的五谷杂粮致意”，她说从北大荒收获了坚韧，豁达，自信和善良，那是一辈子的精神财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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